文章導讀
    在國家對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提出特別排放限值要求的情況下，燃煤電廠的污染控制要求已經比最佳可行技術（BAT）的要求更高，企業只有以更先進的技術、更精細化的管理才可能實現持續穩定達標排放。在此情況下，為更進一步普遍推進超低排放，我們除了需要補上一個確認超低排放可行性的評判規則，還應進一步厘清一些認識上的誤區。

來源：中國環境報    作者：王志軒

    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秘書長王志軒認為，國內外對燃煤電廠大氣污染物“超低排放”并無統一定義，評判其效果需要建立由指標體系、價值體系、方法體系、推進體系等四方面構成的評判體系。

    在國家對火電廠大氣污染物排放提出特別排放限值要求的情況下，燃煤電廠的污染控制要求已經比最佳可行技術（BAT）的要求更高，企業只有以更先進的技術、更精細化的管理才可能實現持續穩定達標排放。在此情況下，為更進一步普遍推進超低排放，我們除了需要補上一個確認超低排放可行性的評判規則，還應進一步厘清一些認識上的誤區。

誤區1：夸大超低排放減排效果

    目前，部分媒體、專家、電力企業多以污染物減排量下降比例來說明超低排放效果的顯著性、合理性。如一些企業或者媒體從業者將超低排放達到的排放濃度與排放標準要求的濃度限值或者改造前的實際狀況進行比較，得出了污染物排放顯著下降結果。如有的報道稱3種污染物“分別下降了87%、42.4%和77.3%，污染物比國標下降了2/3”。實際上這種比較具有明顯誤導性并夸大了減排效果。原因如下：

    一是排放標準是一根紅線，可以低但不可超。一般情況下，企業要真正做到達標運行，排放濃度遠低于紅線是必然的，而“踩紅線運行”是危險的也是非常態化的，不宜將超低排放的效果與紅線直接比較。二是我國制訂的特別排放限值已是世界最嚴，如果火電企業都達到這個標準，可以極大改善環境質量而不是現在的污染狀況，而以改造前的實際排放情況與超低排放的效果比不能說明減排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三是當企業按新的排放標準要求實現達標排放時，污染物的排放量已經大幅度削減，超低排放進一步削減的效果非常小。如煙塵排放，超低排放時如果煙塵達到了5mg/m3，與特別排放限值濃度相比的確減少了75%，似乎成效很大。但實際上面對一般電廠25000mg/m3的煙塵產生量來說，超低排放較于現行標準15毫克的削減量，就是將除塵效率從99.92%，提高到99.98%，效率只提升了0.06個百分點。四是與排放標準比較的減排效果與對環境質量的改善效果并沒有必然聯系，如電廠煙塵排放在達到特別排放限值時對環境空氣中PM2.5的占比一般小于1%，即使超低排放使煙塵有75%的減排效果對PM2.5的改善仍然很小。所以，部分專家和學者采用2012年或者2013年的數據來分析超低排放時的總量減排效果或環境質量改善效果是欠妥的，因為當時電廠還沒有到實施特別排放限值，而且也沒做到全部達標排放。

誤區2：權威監測不一定準確

    有人認為只要是權威單位或部門的測試結果不管多低都是可信的，實則不然，監測結果首先取決于合適的監測方法。按照我國法定的方法，在煙塵低于50mg/m3時數據的絕對誤差為正負15毫克，也就是說，真實值（約定真值）與測量值之間的誤差為正負15毫克。所以，當測量值低于5毫克，真實值在負10毫克～20毫克之間，顯然是沒有意義的。

誤區3：所有機組都能做到超低排放

    對于電力行業而言，如果不考慮技術、成本因素、外部條件等，所有煤電都可以做到超低排放，甚至是近零排放。從污染控制的理想目標看，實現“零排放、零消耗、零成本、零故障”（簡稱“四零”）的技術可以說是電力行業與環保產業界持續的追求。但是，針對不同的發展階段和條件，追求“四零”也有深淺、先后、輕重、緩急之分，且是相互制約、動態平衡，追求總體最佳的過程。在現階段，燃煤電廠的污染控制要求仍然是以BAT原則來支撐的技術，超低排放也應因地、因時、因機、因煤、因外部條件制宜而推動。

誤區4：與天然氣燃機比較污染排放

    燃煤鍋爐排放不應當與以天然氣為燃料的燃機進行比較，因為要比較應當是從能源系統優化、污染物綜合環境影響、資源綜合利用角度進行全面比較才是合理的。如果一定要比較常規大氣污染物排放對環境質量的影響，應多方面、多角度比較，如相同的排放量，燃機40多米高的排氣筒高度對環境質量的影響遠遠大于煙煤電廠240米高煙囪的影響等。

誤區5：168小時連續運行代表超低排放技術成熟

    設備建成投產進行168小時的連續運行檢驗是電力工程建設完成正式移交生產的判斷標準，但它的前提是采用成熟可靠的技術和設備，采用的設備及工藝符合相關設備標準和設計、建造規范。雖然對于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應用于電力系統進行168小時的連續運行檢驗也是一項重要標準，但這是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通過了168小時，并不能證其技術、工藝、設備是否成熟、可靠、可復制性及推廣性。因為他們并沒有行業規范要求給予保障，也沒有長期運行的實踐進行檢驗。針對采用的技術、工藝、設備等特點，還需要通過更多工程、在較長的時間內，進行負荷調整、條件改變等多種情況的考驗和評估才能得到確認。事實上，我國“十五”以來建設的脫硫裝置及其后建設的脫硝裝置，即使是證明了是成熟可靠的技術，因為惡性競爭、損害質量的低價中標等原因有的已經重復改造了多次。同樣，一哄而起的超低排放改造中所用的一些除塵、脫硫、脫硝設備和系統已經開始了重新改造。

誤區6：實現超低排放成本在原有環保電價基礎上增加有限

    從媒體報道的多個電力企業的成本來看，實現超低排放在原有環保電價的基礎上再增加3厘～3分/kWh不等。一是這些數據多是未經過評估、由企業自己算的。二是這些成本的計算方法也不統一，如“僅是直接成本還是包括了間接成本”、“是否包括投資成本”、“折舊、稅金如何考慮”、“煤質改善的成本是否在內”等，所以超低排放的成本相差10倍也是有可能的，但到底多少并不清楚。如果要提高電價，不僅需要進行環境質量改善程度是否合算的評估，也應有一個公平權威的評估標準。

誤區7：達標的認定問題

    目前實現的超低排放的電廠多是經過媒體或自身宣傳已經達到超低排放，其超低排放效果也多是以有償監測的方式進行。雖然作為企業只要不違法，不損害別人的利益，可以自說自話。但是，如果政府作為重大決策進行推進時，應當由政府主管部門組織獨立的第三方機構對超低排放進行評估和認定。

誤區8：對達標排放的裕度和超低排放關系的認識

    達標排放是企業的法定義務，我國對燃煤電廠提出的特別排放限值的要求已經很嚴，要真正做到穩定達標排放，企業應當與 “紅線”（即標準限值）保持一定的距離，否則稍有不慎就要超標違法。特別是對環境敏感地區的機組，要保持“紅線”距離，在污染控制技術選擇和設備選型上就要留有充分的裕度。如上世紀90年代中期，電力部門按當時的德國技術要求引進的德國濕法脫硫技術及裝備裕度就較大，在脫硫裝置運行后對機組工況變化適應性好，污染物實際排放濃度可以做到遠低于設計值，甚至可以達到今天所說的“超低”排放要求。而我國目前一些超低排放機組，也是通過增大環保設備裕度并在合適的工況條件下（如優質煤）實現的。從依法達標排放的角度講，一些本來是為了滿足特別排放限值而采用的留有裕度的正常技術路線和運行方式也被視為超低排放。因此，不宜輕易地把低于特別排放限值的正常運行情況說成是實現了“超低”，如果要將超低排放要求上升到法定要求，一定要對必要的裕度進行科學論證。

    在對超低排放實行考核時，由于排放濃度很低、排放濃度的波動性大，應當給企業合法運行留有合理的空間，防止企業出現被動性常態違法。如可以將排放濃度任何1小時值超標考核明確為24小時（或者更長時間）平均值超標考核，對低負荷運行時脫硝不能投運造成的超標情況給予必要的豁免等。

    這些豁免性措施主要針對低排放濃度超標或者短時排放濃度超標的情況，由于負荷降低的原因并不一定會造成排放速率（單位時間的排放量）增加，所以對環境質量造成的影響是輕微的，并且還可以防止由于環保設備過量裕度和運行中增加能耗、物耗、二次污染（如脫硝過量噴氨造成氨逃逸）造成不必要的浪費和環境影響。目前，這種做法在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的排放標準中普遍采用。

（作者系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秘書長，本文經本人同意在《中國環境報》首發）